書店老闆讀《全真道歷史新探》
第一章｜傳戒授籙
第三節｜早期全真傳戒的儀式特徵-
早期全真道傳戒的特點
第五講｜秘傳還是公傳：
早期全真傳戒的公開性問題
談到早期全真道的傳戒，
最後不能不問一個關鍵問題：它究竟屬於秘傳，
還是其實已經走向公傳。
過去學界多沿襲任繼愈主編《中國道教史》的看法，認為王嚞時期全真道尚未公開傳戒，
其根本原因在於唐宋以來道教傳戒大多已受政府控制，而草創期全真仍屬民間結社，
未取得正式公開傳戒的權力。
這種看法有其根據，尤其若從王嚞時期焚燒誓狀、盟告神明、較具內部性的授受形式來看，確實容易使人感到早期全真傳戒帶有隱微色彩。
但若進一步回到金元史料，就會發現事情並不能如此簡單地下判斷。《中國道教大辭典》在解釋「戒律」時，已指出丘處機開創傳戒制度，恢復了公開傳戒。
雖然這個說法本身沒有展開太多證據，但若與前文所見材料互相參照，確有相當分量。
丘處機在寶玄堂傳戒時，有「數鶴自西北來，人皆仰之」的記載；同年七月十五日於龍陽觀授戒，又有「老幼露坐，熱甚，悉苦之」的描述。
這些場景都很重要，因為它們說明傳戒並不是少數門人在密室中秘密完成，而是處於眾人可見、眾人可參與的法會環境中。
再往下看，王處一與李志常的例子，就更加明白。王處一在亳州太清宮奉朝命傳戒，受戒者竟達千餘人；李志常主持傳戒時，文獻更直接使用「普賜」「普度」等字樣。
這些措辭不是隨便寫來好聽，而是清楚透露出一種公開性與普遍性：全真傳戒不只是個別師徒之間的私授，而是具有明顯教團規模、甚至官方支持的宗教活動。
到了孫德彧主教時，元仁宗又正式頒下聖旨，授予全真掌教普賜戒牒的權力。
這已不是單純默許，
而是國家層面對全真傳戒公開性的制度確認。
因此，
若說王嚞草創時期的全真傳戒還可能帶有某種審慎、
內部、未完全公開的性質，
那麼到了丘處機、王處一、李志常以後，
情勢已經明顯不同。
從金末蒙初到元代中後期，全真道內的公開傳戒其實已相當普遍，而且愈往後愈趨明朗。
若仍一概稱之為秘密相傳，
便難免把這一段由草創走向公開、
由內部走向法會、
由民間結社走向官方承認的歷史變化看得太扁。
早期全真傳戒真正值得注意的，
也許不是它究竟「完全秘傳」還是「完全公傳」，而是它正處在一個由隱而顯、逐步公開的歷史過程之中。
重點整理四點
1. 學界過去多認為早期全真並無公開傳戒權
任繼愈等人認為，草創期全真仍屬民間組織，難以公開傳戒，此說長期影響學界與教界。
2. 《中國道教大辭典》已注意到全真恢復公開傳戒
其中提到丘處機開創傳戒制度，並恢復了公開傳戒，雖簡略，卻提供了不同於舊說的線索。
3. 金元史料顯示早期全真傳戒已有明顯公開性
丘處機寶玄堂、龍陽觀傳戒皆可見眾人圍觀與參與，已非單純內部密授。
4. 從金末到元代中後期，全真傳戒逐步走向公開與制度化
王處一奉朝命傳戒千餘人，李志常「普賜」「普度」，孫德彧時更正式獲得普賜戒牒之權。